二十年前湖州退休教师一篇见报小文章引发了“群众利益无小事”大讨论，从群众重视“干部容易”的“小事”入手，建立健全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二十年，从一件件暖心实事，一张张惠民清单，到一个个百姓身边的生活圈、文化圈、健康圈，荡漾生活的暖意，激荡为民的初心，涌动奋发的热力。 民生方面的议题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热点，浙江出台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二十年来，回应民生关切和诉求的故事，如何看待这一机制的诞生，公共管理学院高翔教授做客《今日评说》栏目，解读相关话题。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继续教育培训项目有：乡村振兴培训、社会治理培训、城市管理培训、履职能力培训、应急管理培训、社会保障系统培训、高校培训、两新培训、生态文明培训、市场监督培训、纪检监察培训、农业农村培训、创新创业培训、非公企业、高校改革培训、三农培训、自然资源培训、县域经济培训、国土培训、长三角一体化、城乡协调发展、碳达峰碳中和、大数据、民营经济培训、医保培训、社保培训、国土空间培训、军人事务培训、能源培训等。涉及培训系统有：司法系统、教育系统、公安系统、财政系统、检察院、档案系统、工商联、卫健委、宣传系统、城管局、审计系统、档案系统、民宗

全文引用 近日，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郑淋议副研究员独著论文“Big hands holding small hands: The role of new agricultural operating entities in farmland abandonment”在期刊Food Policy在线发表。Food Policy是农业经济学领域的高水平期刊，同时位于经济学大类、农业经济与政策类、营养和膳食领域以及食品科学与技术领域Q1区，最新影响因子6.5。英文摘要It is crucial to address farmland abandonment to achieve Zero Hunger according to the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However, quantitative research on this topic is relatively lacking. Based on a large sample of panel data from the Chinese Family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聘教授方恺等新著Emission Trajectories and Mitigation Schemes for China（《中国碳排放路径与减排策略》）日前由英国Routledge出版社正式出版，面向全球发行。该书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双碳’目标下区域协同减排机制与调控策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并受到“浙江大学英文学术著作出版资助计划”资助。01#内容简介# 气候变化严重威胁人类生存与社会发展。将本世纪末全球平均温升控制在2°C甚至1.5°C以内已成为世界各国共识。2020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要实现“双碳”目标，科学研判我国未来碳排放路径、准确识别碳达峰关键区域及行业是必要前提，而理性选择碳减排政策工具、科学优化碳减排机制则成为关键所在。 为此，该书在模拟预测我国未来碳排放路径，识别城市、省区等关键区域和制造业、建筑业、农业等关键行业的基础上，揭示了碳交易机制对降低碳减排成本、促进减污降碳的核心作用，并从不同区域间的碳排放权初始

近日，由研究院秘书长黄飚研究员（共同一作）、院长郁建兴教授（共同一作）和副院长沈永东教授（通讯作者）合作撰写的论文“The Regime’s New Approach to its Representative Claim in the Digital Era: A Case Study of the ‘Visit Once’ Reform in China”在区域研究权威期刊The China Review 2024年第一期发表。这是我院数字政府研究团队的又一重要研究成果。论文超越了代表性理论只关注代表性机构的传统，基于对中国“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案例研究，从过程视角解析中国政府运用数字技术提升代表性的努力，填补了代表性理论在行政过程层面的空白，为更好地提升数字政府驱动的代表性贡献了重要的中国经验。内容简介 代表性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争论在于非西方国家政府是否能促进代表性以赢得民众信任并增强其合法性。传统文献将这一问题框定在立法机构与民众关系的背景下讨论。本文将分析维度拓展至基于数字连接和需求响应的代表性主张。本文聚焦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探讨了中国政府如何通过数字技术实践

20年前，中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在浙江武义县后陈村成立，种下了基层民主监督的“种子”。从后陈破题到全省实践，再到全国推广，基层民主监督的星星之火何以燎原？村务监督委员会会不会跟村两委“掰手腕” “唱对台戏”呢？村务监督委员会如何实现“全过程监督”？为什么“后陈经验”能够从“治村之计”上升为“治国之策”？“后陈经验”与“枫桥经验”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和区别？如何让“后陈经验”历久弥新，绽放更耀眼的光芒？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聘教授、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沈永东再次受邀做客浙江卫视《今日评说》，就“后陈经验”上述相关话题进行了解读。“后陈经验” 星星之火何以燎原本文来源于“中国蓝新闻”，2024年3月4日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继续教育培训项目有：乡村振兴培训、社会治理培训、城市管理培训、履职能力培训、应急管理培训、社会保障系统培训、高校培训、两新培训、生态文明培训、市场监督培训、纪检监察培训、农业农村培训、创新创业培训、非公企业、高校改革培训、三农培训、自然资源培训、县域经济培训、国土培训、长三角一体化、城乡协调发展、碳达峰碳中和、大数据、民营经济培训、医保培训、社保培

近日，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易福金教授的合著论文“More Power Generation, More Wheat Losses? Evidence from Wheat Productivity in North China”在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ERE）在线发表。ERE是欧洲环境与资源经济学家协会会刊，年均发文量50篇左右。该刊在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领域公认的国际权威期刊中影响因子名列第二（IF: 5.9，SSCI-Q1）。 全文引用 Yi, F., Lyu, S. Yang, L. More Power Generation, More Wheat Losses? Evidence from Wheat Productivity in North China.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2024). https://doi.org/10.1007/s10640-024-00841-6 英文摘要 The adverse effects of thermal power pla

中国改革的进程及其特点，对我观察和研究“三农”问题的重要启示是:“三农”是国家的基础与基石，“三农”发展的状态反映的是国家发展的状态，“三农”问题的根源看起来是源自“三农”本身，但实质上是与国家总体发展战略意志及其制度安排相关联的问题。在中国从事“三农”问题研究需要以问题导向作为研究基础，同时运用相关理论系统性把握并发展创新。纵观我 40 多年来的“三农问题研究，从一定意义上讲，能反映的是中国改革发展、尤其是“三农”改革与发展的历史进程线索和不同时期的重点、热点，而理论与政策贡献主要呈现在相关问题研究的论述和分析应用中。一、20世纪80年代：改革初期的“三农”问题研究彼时，我国的改革处于起步阶段，当时在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改革议题和领域集中在“三农”。我有两项研究成果较有影响力。一项是关于区域粮食发展战略的研究。该研究主要围绕 20 世纪 80 年代浙江粮食发展的战略取向争议，提出了浙江粮食战略应从“完全自给向“基本自给、大进大出”战略转变的观点(1985)。另一项是关于农村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民市民化的研究。针对当时我国农村工业(乡镇企业)发展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三就地”思路占主导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