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不是均等富裕，收入、财产差距小不等于没有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是在实现权利平等、机会均等基础上，人人参与共建共享发展过程中达到富裕。去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不仅为浙江迎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也为广东探索推进共同富裕指明了方向。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从整体谋划、改革创新、收入分配、就业帮扶等方面介绍示范区建设最新进展。今年全国两会上，“共同富裕”是许多代表委员口中的热词。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强调，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何更深入认识共同富裕？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在接受《南方》杂志记者专访时表示，广东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设计出更加可行的推动共同富裕的路径和政策措施，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稳扎稳打，逐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不是均等富裕《南方》杂志：公众对共同富裕的关注度持续升温，但不同程度上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如何正确理解共同富裕？李实：共同富裕包括两层含义：一个是富裕，一个是共享。富裕表现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意味着收入要高、财产要多、公共服务水平

原编者按2月23日，中国共产党杭州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开幕，提出要“奋力打造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并以“城市之窗”展现“中国之治”，要努力实现建成创新之窗、人文之窗、美丽之窗、开放之窗、善治之窗、幸福之窗等六大目标。即日起，浙报集团杭州分社特推出“城市之窗名家谈”融媒体特别报道，邀请专家学者共同解读杭州“城市之窗”内涵。郁建兴：“善治之窗”体现城市文明更高追求一座城市生动的表情，离不开“善治”二字，“善”代表着城市治理的温度，而“治”是城市治理的精度。杭州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提出了“城市治理水平全国领先，努力建成善治之窗”的新目标。杭州如何建成“善治之窗”，让城市运行更有序、管理更高效、服务更精准？近日，记者专访浙江工商大学校长、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郁建兴。一、从您的工作和研究出发，如何看待杭州市党代会确立的这个目标？杭州提出6个具体的目标。我认为，这既是一个高远的目标，又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用《中庸》的话来说，“极高明而道中庸”。“善治之窗”，跟杭州的整体目标高度一致。发展和治理，是一体两面，发展不是终极目标，它以全体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作为最终归宿。城

摘要：以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趋势。以数据为驱动力，数字技术既可以向政府赋能，促成整体智治的现代政府新形态，也可以向社会赋能，增强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意愿，促进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形成。数字技术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政府、社会和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赋能多元主体“多跨协同”的治理机制。杭州城市大脑作为地方政府运用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的先行案例，证明了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与此同时，数字技术在运用过程中面临着组织、制度、伦理等多向维度的挑战和限度。通过管理、制度与价值等途径的多向互构，促进技术迭代创新、优化技术治理参数、厘清技术运用边界，是充分激发数字技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限制其负面效应的重要路径。关键词：数字技术社会治理城市大脑限度本文来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2年第1期。问题的提出PART/1推进社会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治理是政府、社会组织、市场主体、公众等在法律和制度框架下共同努力解决社会问题、回应治理需求的过程。换言之，社会治理不仅是治理社会，而且包括政府管理、政社共

专访：地方政府是市场制度的重要创设者记者/曹柠《南风窗》杂志专访内容（2021年第6期）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过程。在1978年以后，地方政府不仅是中央政策的接受者，更是市场制度的创设者。如何理解地方政府主动推进市场化改革的体制基础？有约束的放权和高质量的发展如何平衡？南风窗记者专访了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高翔，她的新著《放权与发展：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基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城乡土地制度变革，以及数字政府建设等案例研究为理解地方政府行为提供了新视角。转变发展型政府的行为方式南风窗：继去年推出《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后，今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成为深化市场化改革的又一部署。中央在促进地方发展的思路上传递出怎样的信号？高翔：在我看来，上述文件构成了中国在数字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纲领性文件，突出了市场化、制度化和数字化等三个关键词。它表明，地方政府需要转变发展型政府的行为方式，形成“有限”但是“有为”的政府治理新形

社会保障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实行国民收入再分配，为社会成员基本风险提供基本保障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够化解社会成员的基本风险，从而保障其基本生存、基本发展和基本尊严；能够增强低收入群体当期消费的能力，并提高全体社会成员对未来消费的信心，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能够实现社会财富由高收入群体向低收入群体的转移，缩小贫富差距，改善全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从而促进社会的稳定和谐。因此，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反贫困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机制，是实现社会发展成果共享的重要途径。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就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质性行动。我国社会保障实践历史悠久，但早期的社会保障是以灾害救助为重点的社会救助。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建立了一整套全新的社会保障制度，赢得了人民群众对新生社会主义制度的信赖。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社会保障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探索，旨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四十多年来的实践表明，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基本实现了制度转型和惠及范围的扩展，为改革、发展和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应当看到，现行社会保障制度还存在着公平性不足、可持续性令人担忧、制度运行效率

编者按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新的发展格局正在构建，这一背景下，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需要有新的思路。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教授认为，实现共同富裕要落实人力资本投资均等化。在社会收入和财富差距急剧扩大的过程中，如何走向共同富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有新的思路。事实上，人力资本投资均等化是未来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经济学研究表明，全球实物资本处于相对过剩状态，资本收益率将不断下降，但人力资本收益率是会不断上升的。然而，现在人力资本投资不均等化程度非常明显：不仅在私人的人力资本投资方面存在很大的差距，如富人和穷人对于子女教育和健康投资的差异巨大，公共人力资本投资也存在很大差距，这也体现在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人群之间的公共人力资本投资差距上。这种情况将不利于人与人之间的能力差别的缩小，也就很难走向共同富裕。因此能否实现共同富裕很大程度取决于能否实现人力资本投资均等化。围绕这个问题，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进行分析：一是两种经济发展格局，中国经济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面临不同的发展格局。二是人力资本投资不同于实物资本的投资，更有助于形成新的发展格局。三是人力资本投资均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新时代我国农业农村农民发展指出了新目标、新任务和新路径。2018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发布，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做了全面具体部署。乡村振兴大方向既定，具体的方式如何抉择？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在广大农村无法忽视的巨大差异性和难以回避的不平衡性面前，什么样的振兴模式，可以将参差多态转化为共同富裕的炬火、持续变革的活力？遍历中国东中西部的实地调研，一个关键词在我们眼前浮现——个性化振兴。1为何要个性化振兴对于今日中国乡村而言，个性化意味着什么？中国乡村地理环境与资源禀赋千差万别，人群生活方式与生计模式也就千差万别；五千年文明史留下的烙印多样多变，文化传统与风气习俗也就多样多变。这就决定了我国现存近60万个村庄的复杂异质性。没有一个模子刻出的两个村庄，这样的五光十色，本身就是乡土中国重要的遗产，就是面向未来的可贵价值。河北隆化打造“四季草莓”生产基地，促进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乡村是人的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