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过程中，浙江应创设一种以生态主义为导向，注重经济、社会与环境三边平衡的共同富裕治理体系。当前，我们较多关注结果公平，包括关注收入、财富分配，扩中提低，第三次分配等，这是非常紧迫的工作；同时，需要关注造成群体、城乡、区域之间三大差别的制度根源。一个优于既有任何分配方案的共享性概念，既要在理论上兼顾自我所有权、起点过程结果公平、可行能力等问题，还要在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设计上考虑我国复杂的历史、代际和阶层问题，以及城乡、区域、群体差异和文化传统。这意味着，在我国推进共同富裕，首先必须在顶层设计上通过制度构建，最大限度推进民众有能力机会均等地参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并共享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成果。还要通过制度创新和倾斜，最大限度补偿和克服“马太效应”“阶层固化”对社会弱势群体行使自由权利和可行能力的影响。相应地，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需要着力开展三大领域的制度创新。第一，关于城乡差别。我省是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小的省区，这得益于民营经济发展以及其他很多改革举措。但是，城乡之间、城乡内部仍存在一定的差距，这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有两点认识必须厘清，一是城乡差

保持较高增速的经济增长，做大经济总量“蛋糕”，是中国实现富裕社会的基本前提。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分好“蛋糕”。一、收入差距的现实情况和产生原因第一，近年来，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缩小的幅度趋于下降，在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仍在扩大的情况下，全国收入差距也就难以缩小。第二，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很大的比重。相关数据表明，新世纪以来城镇职工的工资差距一直处于扩大趋势；不同文化程度、不同行业和职业之间的工资差距都在扩大。第三，我国实际的收入差距也许要大于估计出来的收入差距。现在几乎所有的有关居民收入差距的估计结果都是基于住户抽样调查数据，一般情况下存在高收入人群样本缺失或偏低的问题。随着中国富人数量及其财富收入的迅速增加，收入差距低估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分配制度不够完善是导致收入差距的一大原因。初次分配结果的合理性和公平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要素市场的完善程度，而我国生产要素市场的培育和发展仍存在一些不足。在再分配方面，税收体制调节收入差距主要是靠个人所得税，而它在国家现有税收收入和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不大。急剧扩大的财产分配差距也是收入差距扩大的

2019年年底，我国县级行政单元为1881个。如此数量庞大、空间广袤的县城空间单元，构成了城镇体系的巨大“塔基”。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既是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战略双轮驱动下的必然选择，又是内外双循环的宏观环境下激发经济发展内生活力的重大决策。“人、地、钱”三要素在城乡间转移，是城镇间协同发展的保障。近年来城乡间要素流动出现越来越多的循环态势，但依然面临诸多挑战。突出体现为，农业转移人口县城落户意愿较低；城镇建设用地指标紧张与农村建设用地大量闲置并存，加剧了全国性的城乡土地资源错配；县城建设缺乏资金支持；等。如何对县级行政单元进行分类讨论，最大化释放县城发展红利，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问题。综合考虑区位、定位、产业发展状况等因素，可将县城划分为三类。一是卫星县城，一般指位于都市圈内部，产业和公共服务在中心城市辐射范围内、具有潜在承载中心城市疏散人口功能的县城，如上海周边的江苏昆山、浙江嘉善等。二是节点县城，一般指位于城市群或都市圈外围的县城，如浙江义乌、福建晋江等。三是一般县城，一般指远离中心城市、产业基础较差、已出现人口流失和收缩现象的县城。强化卫星县城的城市功能，充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进一步阐明了共同富裕的内涵和要求，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明确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强调要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客观地看，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还不大，并且低收入群体增收存在困难；全社会的收入、财产差距尚未呈现明显的缩小趋势，少数人群通过不合理甚至非法手段获取不当利益。这些分配领域的问题都阻碍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步伐。整顿收入分配秩序、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以促进共同富裕，重要任务是要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促进更多低收入群体迈入中等收入行列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明确提出，要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当前，低收入群体体量还比较大，占全部人口的60%以上。从长远来看，能不能实现共同富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的提升幅度，取决于有多少低收入群体能够迈入中等收入行列。近年来，通过政策多管齐下，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有了明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黄飚博士的文章《在时代变革中抓住机遇深化公共管理学交叉研究》发表于2021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理论版。全文如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全球性问题考验着人类的治理智慧和治理能力。与此同时，全球数字技术革命方兴未艾，人类生产生活正在发生深刻改变。作为一门致力于提升公共治理水平的学科，公共管理学需要不断解决新问题、回应新挑战。长期以来，公共管理学的理论研究大多关注一般的管理目标、原则、方法等，较少涉及心理、环境、健康等特定领域的专门问题。而公共管理学的实证研究，则倾向于讨论专业领域内与公共管理活动相关的技术内容，较少涉及影响技术实现的公共管理要素，如领导、激励、协调等。面对新形势新问题，要在保持原有研究优势的同时，推动公共管理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叉研究，促进不同学科融合创新。完善公共管理学概念体系，广泛汲取与公共管理实践相关的学科知识。在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历程中，研究者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借鉴了不少概念，用以研究讨论公共管理实践。面向未来，公共管理研究者要以更加广阔的视野，密切关注心理学、环境科学、医学、地理科学等相关学科，引入

原文刊发于《江淮论坛》2021年第3期摘要社会保障是国家反贫困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也是国民收入再分配的重要途径，在推进共同富裕中担当重要职责。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了一套全新的社会保障制度，1980年代之后逐步进行改革，实现了制度转型和惠及范围扩展，促进了共同富裕。但应该看到，现行社会保障制度还存在不足，对改善全社会收入分配状况的贡献不大。今后应当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建设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有效率的社会保障体系。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奋斗目标，是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通过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通过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持续不断努力。同时应看到，实现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改善收入分配，实现共同富裕，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揭示了民生保障领域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改进的思路、原则和举措，这一精神完全适合于社会保障领域。一、社会保障与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基础是富裕，是要摆脱贫困，发展起来。为此，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都需要以自身的客观条件为基础，选择

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在全国人口中，60岁以上人口占比18.7%，相比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上升了5.44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3.5%，比十年前上升4.63个百分点。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未来一段时期将持续面临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压力。同时，我国“十四五”规划建议要求“稳步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在此背景下，学习借鉴国际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发展形成的有益经验，探索我国长护保险制度的建设路径，可谓正当其时。5月29日，公共管理学院公益直播课堂邀请到浙江大学文科领军人才、社会保障与风险管理系刘涛教授带来公益直播课程：国际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发展及其对我国当前长护试点的启示。讲座伊始，刘涛教授就抛出了“世界进入老年社会与照护社会”这一大前提。他首先列举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长期护理保险支出占GDP比重、公共长护支出在各领域的分布、护理床位数、65岁以上人口每百人护工人数、女性护工比例、护士与护工占总就业比重等基本事实数据，为大家勾勒了一幅老年社会与照护社会的基本图景。在“世界进入老年社会与照护社会”的大背景下，刘涛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