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郁建兴主编、谭荣副主编的《新浙江现象案例选》已于2020年4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书作为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干部学习培训教材，由车俊书记作序：“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认真组织干部学好用好这套教材，高质量教育培训干部，帮助各级干部提高政治素质、理论素养、增强斗争精神、斗争本领、不断提升战略谋划、改革创新、驾驭风险、改善民生、狠抓落实的能力水平，更好展现新时代浙江干部的新担当新作为。”

改革开放40余年来，浙江省是真真切切的受益者。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浙江从一个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的资源小省，逆袭成为中国高质量经济发展、高水平社会治理的模范省。党的十八大以来，浙江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总纲，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再出发。近年来，浙江在全国率先开展“最多跑一次”改革，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启动特色小镇建设、未来社区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应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现象，寻求更高品质的经济发展现代化；扎实探索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自治、法治、德治，高水平推进省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形成了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的新浙江现象。2018年，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郁建兴首次提出“新浙江现象”这一概念。这些新浙江现象为浙江发展闯关，为全国改革探路。关于浙江的“江南印象”，除了诗词歌赋、丝绸、茶叶与瓷器，近年来更是增添了数字经济、科技、商业文明、社会有效治理、政府自我革命等新的内涵。

浙江现象之“新”，首先“新”在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后，浙江民营经济快速发展、专业市场繁荣活跃、行业协会商会健康有为、地方政府创新蓬勃踊跃，形成了令人瞩目的浙江现象。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市场机制的有效培育，市场作用的充分激发则进一步要求政府作用的更好发挥。新浙江现象，正是缘起于浙江从粗放型发展向集约型发展转型、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时代变迁。它展现浙江在新时代业已实现的高质量经济发展与高水平社会治理。

新浙江现象，也“新”在浙江精神的传承、创新。浙江历来就有务实、创新、重文的文化基因。这些传统基因使得浙江能够在资源稀缺、资金投入有限、优惠政策不足的情况下，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坚持“无中生有”，催生了民营经济、专业市场、产业集群、县域发展、民间商会等浙江现象。在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发展的新时代，浙江传统文化基因被再次激活，并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形成新现象、新经验，充分体现了浙江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人民始终坚持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这种先行先试的勇气和努力，就是浙江精神中最珍贵的新基因。

与其他所有地区的发展经验类似，新浙江现象由一连串的事件构成。以推动高质量经济发展、高水平社会治理为目标，浙江各地涌现了一批涵盖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党的建设等的优质创新案例。在浙江省内，不少创新案例一出现，就经历了省内各地区的相互学习、变通和再创新。这种蓬勃向上的学习氛围，不仅有效推进了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也推动了创新模式的总结和提炼，可以为其他地区的再学习、再创造提供启示。有鉴于此，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受浙江省委组织部委托，编写了《新浙江现象案例选》一书，旨在更好刻画、展示创新案例并总结、提炼其普遍经验。案例是各地政府、社会和市场主体的创新做法，我们难以直接复制，但可以学习借鉴。读者不应只是抓住案例的具体样态，更应学习案例背后所体现的思路、逻辑和精神。

新浙江现象是一连串的事件，更是一连串已经产生相互影响、彼此支撑的复杂事件。在复杂的事实之中，所有的案例梳理都难免挂一漏万。在案例选择和编写的过程中，我们围绕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普遍问题，凝练了政府改革、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三大领域中的一些成功经验，试图让读者在有限的篇幅内系统了解新浙江现象。

首先，不断深入的政府自身改革是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与社会有效治理的“牛鼻子”改革。在本书中，我们选取了政府改革的七个典型案例。一是“最多跑一次”改革。它较为成功地实现了当代中国政府治理逻辑从“政府中心主义”向“以人民为中心”转型，并以此为突破口，撬动了经济、社会等各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二是县域医共体建设。浙江医疗卫生领域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引领，以县域医共体建设为关键举措，构建了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探索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的中国方案。三是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浙江率先完成从建设覆盖全民的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到推进全民医保，从部署新型社会救助体系到建设覆盖城乡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从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行动计划到推进人力社保业务“一件事”改革。四是开化县“多规合一”改革。这一改革旨在推动多规冲突转向多规协调，建立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将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与环境功能规划融于一张县域图上，在我国“多规合一”试点工作中交出了一份完美答卷。五是政府自身组织决策方式的创新。在改革过程中，浙江各地党委、政府在工作中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创新了党组织设置方式，注重科学管理，通过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推动了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或落实省委、省政府的相关决策。具体案例包括浦江县在污水治理过程中推动干部队伍建设、舟山群岛鱼山绿色石化项目建设谱写新的中国速度以及黄岩区村级治理“三化十二制”的实践探索。

其次，高质量经济发展是浙江全面改革的基石所在。我们从个体、村镇、县市等多个维度选择了七个案例，展示浙江推动人民增收、经济增长以及区域协调发展。在个体层面，杭州市临安区把握电商机遇，走以特色单品带动、产业链条完善的农村经济电商化转型之路，为富民兴农提供了新的借鉴。杭钢集团积极响应国家去产能的号召，坚决贯彻执行浙江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仅用150天时间平稳分流安置1.2万人，关停半山钢铁生产基地。这一壮举成为全国去产能典范，被誉为“杭钢奇迹”，得到了中央领导和国家有关部委领导以及浙江省委、省政府领导的肯定和高度评价。在村集体层面，温州市借力民营经济优势，通过村企结对帮扶，“消薄强村”，为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提供了新的经验。在县级层面，绍兴市新昌县紧抓科技创新这一关键手段，从制度供给、组织领导等方面开展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综合科技体制改革，形成了“小县大科技”的新模式。安吉县以美丽乡村为突破口，探索形成了“党建引领＋政府主导＋村民参与”行为模式，以政府有为促市场有效，实现了工业化后发地区的旅游发展，将“绿水青山”转变为了“金山银山”。天台县后岸村在生态文明和乡村振兴的融合方面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通过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实现了从卖石头到卖风景的美丽蝶变，形成了“生态文明＋共同富裕”的后岸模式，成为全国乡村振兴的典型样板。在区域层面，丽水市通过构建与结对市县的全方位协作模式，推进生态富民，打造了“山海协作”、协调发展的新平台。这些经济发展方面的新浙江现象，既包括原有浙江现象的持续创新，更有对固有问题的新解优化，都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富民强省目标。

最后，高水平社会治理是浙江实现全面发展的助推器，也是新时代的新目标。我们共选取了六个案例。一是城市大脑。杭州市借助信息技术和数据处理技术，率先开启了城市大脑建设工作，革新原有社会治理手段，科学地推进城市交通治堵工作。二是“虎哥回收”。为了解决“垃圾围城”困境，杭州市余杭区“虎哥回收”公司以“互联网＋”为平台，建构了包含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居民的城市生活垃圾协同治理网络，实现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三是“三治融合”。桐乡市坚持党建引领，开展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形成了既充满活力又规范有序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四是“村民说事”。为提高村民自治能力，象山县建立了“村民说事”制度，并拓展形成以说、商、办、评为核心内容的制度体系，实现治村理事的共商共信、共建共享。五是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宁海县的村级“小微权力清单”，探索加强农村治理的新进路，把党的领导和村民自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显著改善了宁海农村的治理，成为中国农村有效治理的典范。六是全域土地整治。为了破解县域发展用地难题，嘉善县率先开展全域土地整治工程，通过上下联动、群众参与共同治理模式，优化了产业，更推动了“三生”空间的协调发展。可以看到，在社会治理的新浙江现象中，浙江越来越重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获得感，越来越体现出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正在形成。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新冠肺炎疫情汹汹来袭。浙江和全国人民一道全力投入抗击疫情的工作之中。无论是在抗击疫情的阻击战、阵地战中，还是在一手抓抗疫、一手抓经济的过程中，浙江都取得了显著成效，赢得了省内外、国内外的肯定和赞赏。其中，新浙江现象所形成的改革先发优势，发挥出重要而积极的作用。各级党委、政府的治理能力通过“最多跑一次”改革得到大大提升，使浙江反应迅速、高效，并且根据形势变化适时调整；较为完善的城乡基本治理体系、日益提升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筑牢了第一道防线，如宁波市第一例新冠肺炎患者就是县域医共体成员——横溪卫生院第一时间发现的，各级党政机关干部与村、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守城门、村门、户门；数字技术为疫情防控、复工复产难题提供了诸多解决方案，“一图一码一指数”成为重要治理工具并向全国推广，等等。这些都表明浙江以往的重要改革产生了实质性效果，而不是花拳绣腿、表面文章。

在上述案例编写过程中，我们努力以形成社会科学研究作品为目标导向，致力于通过案例编写，从特殊性中寻求普遍性。为此，我们按照三步骤的方式进行案例撰写。在背景部分，我们试图提出案例中的一般性问题或受到普遍关注的问题。在主要做法部分，我们具体描述为解决问题而开展的实际工作，并且围绕一般性问题给出答案。在启示部分，我们尝试实现在各个案例的特殊性中寻找普遍性。

为帮助广大党员干部全面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会“八八战略”的重要思想内涵，从浙江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涌现的新浙江现象中深入学习推动政府改革、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创新的模式和经验做法，进一步激励干部自觉扛起“三个地”使命担当，提高干部治理能力和水平，浙江省委组织部组织编写了本书。

本书由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郁建兴任主编，副院长谭荣任副主编，22位教师和19位相关部门人员及研究生参加了编写。在政府改革篇中，《“以人民为中心”如何可能？——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创新实践》由郁建兴和黄飚编写；《探索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中国方案——浙江省县域医共体建设的创新实践》由郁建兴、涂怡欣和顾昕编写；《打造幸福民生的浙江样板——浙江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实践》由杨一心、何文炯、张翔和胡晓毅编写；《“多规合一”将一幅蓝图绘到底——衢州市开化县“多规合一”试点的改革探索》由吴宇哲、余旭景、单立萍、樊勇军和徐健编写；《以水环境治理推动党员干部队伍建设——金华市浦江县干部队伍建设实践》由余露和周天津编写；《项目党建引领国家级基础设施建设的中国速度——舟山市鱼山绿色石化基地建设的经验启示》由俞晗之、汪善翔和黄正光编写；《党建引领的乡村治理——台州市黄岩区村级治理“三化十二制”的实践探索》由吴结兵编写。在高质量经济发展篇中，《数字经济助推乡村振兴——杭州市临安区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创新实践》由郭红东、龚瑶莹、曲江和常敏编写；《在发展中实现国有企业的转型升级——钢铁行业去产能的杭钢经验》由汪笑溪和夏锋平编写；《民企助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温州市村企结对“消薄强村”的创新实践》由张忠根和金少胜编写；《以科技创新驱动实体经济振兴——县域科技体制综合改革的“新昌实践”》由黄萃、韩锋、付慧真、宋潞平和王国芳编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湖州市安吉县生态立县的探索与实践》由高翔编写；《“生态文明＋共同富裕”的乡村振兴之路——天台县后岸村打造乡村振兴样板区的实践》由周云亨和许秋阳编写；《以“山海协作”推进协调发展——丽水市打造“山海协作”工程升级版的创新实践》由黄萃、韩锋和付慧真编写。在高水平社会治理篇中，《数据赋能社会治理创新增进人民福祉——杭州城市大脑从治堵到治城的创新实践》由张蔚文、金晗、冷嘉欣和韩芳编写；《城市垃圾治理新模式——杭州市余杭区“虎哥回收”的探索实践》由徐林和王玲编写；《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桐乡“三治融合”创新与发展》由郁建兴和任杰编写；《探索治村理事的制度体系——象山县“村民说事”》由郎友兴和陈文文编写；《完善村级权力的运行和监管机制——宁海县推行“小微权力清单36条”》由余逊达、黄斐凡和邬红莹编写；《全域土地整治助力高质量县域发展——嘉善县推进全域土地整治的创新实践》由谭永忠、洪铭霞和陈航编写。已入选中央组织部攻坚克难案例的不再编入本书。在本书编写出版过程中，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何显明、浙江省委党校副院长陈立旭对本书进行了审读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建议；浙江省委组织部干部教育处负责组织协调工作，有关市、县（市、区）委组织部提供了有力支持，浙江人民出版社给予了大力帮助。在此，谨对所有给予本书帮助支持的单位和有关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疏漏和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编 者　

2020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