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按城区人口数），超大城市共7座：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成都、天津，特大城市则达到14座，分别为武汉、东莞、西安、杭州、佛山、南京、沈阳、青岛、济南、长沙、哈尔滨、郑州、昆明、大连。这标志着在人口维度，最新的城市“塔尖”格局正式形成。这些塔尖城市已成为国家经济社会运转的核心引擎。如何让其具备更加符合治理现代化特征的一流治理能力，正在成为焦点性议题。在此，选择三个小切口：规模焦虑，治理负荷与技术赋能，谈一些个人思考。1.中国城市规模方针的反思谈到规模，大家可能会联想到规模密集恐惧症，但城市规模到底是大好，还是小好呢？如果真正上升到治理和公共管理的角度，该怎么看待它呢？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城市发展方针的核心要义基本都涉及到规模的调控，从改革开放前的计划型管控到改革开放后慢慢意识到市场经济环境下城市规模不完全是靠行政力量能够控制的，再到从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到现在开始关注城市群、都市圈，反映出决策层对城市的态度和认知是在动态变化的，核心的主线便是“规模”。这张图可以反映出我们所面对的真实世界：流动的中国，1.5亿人的回家之路背后是地域之间的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围绕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各地因地制宜，涌现了许多乡村振兴发展新模式。2003年，浙江省启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行动，拉开了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的序幕。“千万工程”造就万千“美丽乡村”，浙江涌现了一批有思路、带动效应强的案例经验，逐渐形成了乡村振兴的十种发展模式，为全国实施乡村振兴提供了“浙江经验”。浙江乡村振兴模式及典型案例1空间集聚模式杭州市桐庐县：桐庐以“特色产业带”为单位编制县级规划，改变了传统的县乡村三级规划体系的固化模式，设立古风民俗带、生态养生带、产业风情带、诗画山水带、运动休闲带这5条特色产业带。2绿色崛起模式湖州市余村：2005-2019年来大念“山水经”，关停矿山、关闭工厂、修复环境、发展乡村旅游，已成为国家4A级景区。3产村融合模式温州市曹村镇：曹村镇艾米田园综合体发展有限公司以生态水稻为核心，致力于打造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国家级生态农业科技特色田园综合体。每逢节假日，曹村镇“水陆空”三栖旅游日均客流量达到5000余人次。4品牌引领模式衢州市：衢州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三衢

2020年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根据世界气象组织（WMO）的数据，（2018年）大气中每100万个气体分子中，有408个是二氧化碳，比工业化前（1750年）的水平高出147％，二氧化碳排放对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签署了《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后明确提出“碳达峰、碳中和”国家战略，承担更多全球责任受到世界广泛而积极的欢迎。我国提出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这是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战略决策，不仅在应对气候变化上体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也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绿色低碳转型。2021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工作意见》），10月26日，国务院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中共中央、国务院《工作意见》和国务院《行动方案》共同构成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顶层设计。《工作意见》是党中央对碳达峰碳中和工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但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由于比较效益低下，完成粮食播种面积始终让地方政府深感焦虑。最近记者采访发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永安村通过品牌化引领、数字化支撑、组织化创新，走出了一条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稻”路。在土地流转费高达每亩1500元的情况下，永安村粮食播种面积不仅连年稳定，而且不断增长；农民人均增收三年来，从不到3.5万元增加到5.5万元；村集体收入更是大突破，从2018年的56.85万元增加到2021年的300万元。在“非粮化”整治的当下，永安村“三化互促”的经验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打造“永安稻香小镇”，实施品牌化引领永安村地处杭州西郊，面积7.09平方公里，人口3088人，全村97％为国家保护的基本农田。由于土地无法征用，永安村发展一时找不到方向，以致2017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还只有28.5万元，被划入余杭区经济薄弱村之列。2018年，杭州市农业农村局在全市范围推出“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建设”项目，永安村作为第一批试点被列入其中。“示范区建设”让劳动生产力提高有了可能，也让土地产出收益有了新的预期。村里适时启动流转工程，将土地全部集中流

近些年，做大做强中心城市、中心城区成为从上到下的一致性动作。全国层面，“国家中心城市”一再扩容，人们翘首以盼“第十城”的靴子落地。省级层面，“强省会”战略从内地扩展到沿海，而大量颇具发展野心的区域性中心城市正在以空前的速度做强中心城区。但是，超过13城竞逐是否泛化了“国中”的战略价值？“强省会”战略真的有利于省域经济的发展吗？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发改委最新通知严控“撤县设区建市”又是基于怎样的考量？为探究这些问题，搜狐城市城市观察家对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教授、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主任孙斌栋进行深度访谈，以下是访谈实录。“国中”更多是认可政策优惠不多搜狐城市：“国家中心城市”特殊之处是什么？孙斌栋：国家中心城市至少有两大类理论能解释，一类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叫增长极理论。就是一个区域在发展之初，不是各个地方平均“起飞”，会集中在某一个地方率先“起飞”，它会虹吸周边的要素发展壮大，然后后期逐渐辐射到周边，带动周边发展，最后形成一个多中心的网络，或者叫都市圈、城市群状态。第二类理论就是中心地理论。就是一个区域或者国家是由不同等级的城市构成，或者叫不同的中心地构成，城市就相当于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