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光明网理论频道在首页刊登文章《因地制宜优化健全农村人居环境治管护长效机制》，文章作者为陈志钢（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求是讲席教授、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国际院长、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侯玲玲（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研究员）；李冬青（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博士生）。以下为文章转载。《因地制宜优化健全农村人居环境治管护长效机制》自下而上、因地制宜地推动乡村建设，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是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环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近几年的政策一直强调的方向。早在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就提出，要“搞好垃圾、污水处理，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力度加强。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指导意见》，要求“要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要求，以保障农民基本生活条件为底线，以村庄环境整治为重点，以建设宜居村庄为导向，通过长期艰苦努力，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2018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发布，明确了“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开展

数字是信息的基本单元，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元素。人类社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看重数字的价值，不是仅仅看重数字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而是看重数字技术、数字革命、数字运用对人类社会的变革性影响及其价值。当今世界，人类正在经历两大重大的技术革命，一是生物技术革命，二是与数字有关的信息技术革命。平凡枯燥的数字，由于信息技术的革命，使其功能和价值变得无与伦比。在数字化的时代，谁忽视它、远离它，谁就会被淘汰，谁重视它，适应它，并且利用它，谁就有可能获得超常规发展，就有可能涌立时代发展潮流。数字乡村是伴随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以及农民现代信息技能的提高而内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转型进程，它既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数字乡村就是乡村发展的数字化，或者说，就是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和大数据、互联网、智能化、区块链等手段的集成，对乡村经济社会的运行和发展进行赋能和重塑的过程。数字乡村也是乡村对数字革命的适应过程，是乡村对数字技术、数字业态的应用和创新的过程。数字乡村建设与发展的功效至少可以体现在四个方面的“改变”。一是时空关系的改变。网络化

2022年02月23日，浙江日报“要闻”版面“共同富裕集智汇”系列专论发表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浙江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副院长张蔚文的文章《以未来社区和未来乡村为微观抓手》文章来源：浙江日报2022.02.23全文如下以未来社区和未来乡村为微观抓手张蔚文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新征程中，浙江省以未来社区和未来乡村为微观抓手，加快推进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促进共同富裕。一、追求共同富裕贯穿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与肇始于工业革命的西方现代化道路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的伟大产物。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根据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到2035年，“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中国式现代化既体现中国道路的特殊性，又具有现代化的一般含义，以人为本、对人本价值的追求是其理论内核。在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阐述中，“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助理、MPA教育中心主任高翔教授的文章《数智赋能让民众办事更有获得感》发表于2022年2月25日《浙江日报》。全文如下为老百姓提供可及、便利而又高效的民生服务是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能。省委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推进大会提出要把“为民办事智能速办”打造成为十大标志性成果之一，这是提升民生服务质量的一个重要路径。近年来，浙江高度重视数智赋能，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全面提升政务和民生服务效率。2021年8月，浙江依托“浙里办”APP上线了浙里民生“关键小事”智能速办应用。与过去的“互联网+政务服务”相比，浙里民生“关键小事”智能速办应用有两大特点。一是进一步拓展了“掌上办事”的事项范围，涵盖了出生、入学、就业、生活、救助和养老等个人全生命周期6个阶段50件“关键小事”。二是进一步推动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与政府治理的深度融合，实现了民生服务从人工受理到自动办理、从被动响应到主动服务、从事后分析到预判提醒的重要转变。良好的政府治理变革需要价值引领、制度创新和资源保障。从价值引领来看，浙里民生“关键小事”智能速办应用紧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综合运用

在过去的一年，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扎实开局，在探索推动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方面可圈可点。今年，浙江省委在部署重点任务时强调，2022年要成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机制创新年、改革探索年、成果展示年，其中在探索共富机制性制度性创新模式方面，提出了推动发展型制度政策加快向共富型制度政策跃升转变的重大目标。共富型制度政策是一个超越既有发展型国家与福利国家模式的崭新治理体系，既是打造一批标志性成果的根本保证，更可望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的新公共文化产品。一、发展型国家与福利国家“发展型国家”概念由美国政治学家查默斯·约翰逊1982年于《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一书中首次提出，用来描述东亚国家社会经济现代化模式。“发展型国家”概念的兴起与东亚国家与地区独特的经济现代化模式和东亚崛起紧密相连，被普遍用于描述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地的经济发展模式。嗣后，“发展型国家”概念在英国学者戈登·怀特那里得到了进一步修正和扩展，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型国家”概念。概而言之，“发展型国家”将发展主义作为国家的主要意识形态，同时将经济发展作为国家优先目标，实施策略性的产业政策。国家通过整合主权国家范围之内的所有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何文炯的文章《夯实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发表于2022年2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全文如下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更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社会保障是国家为社会成员基本风险提供基本保障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伟大征程中，需要优化社会保障制度，使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有效率。社会保障制度助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核心要义，一是“富裕”，二是“共享”。无论增进富裕还是促进共享，社会保障制度都担当重要职责。第一，摆脱贫困乃至消除贫困是实现富裕的基本要求，而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反贫困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可能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某些风险事故一旦发生就可能导致家庭贫困。因而，现代国家根据本国实际建立了面向全体国民的基本风险保障制度，以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基本发展和基本尊严。事实上，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够防止社会成员陷入贫困，为社会成员进一步发展排除障碍，从而为全社会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第二，富裕必须通过经济发展来实现，而有效的社会保障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我省作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尽管整体发展水平和相关指标都表现不错，但是从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特征和城乡、区域、阶层三个层面视角看，收入分配、基础设施、公共保障、人居环境等方面仍存在不平衡和短板。这些不平衡和短板，从阶层群体看，主要是农民，从区域空间看，仍然在农村。因此，在扎实推进我省高质量共同富裕进程中，很有必要将农民农村作为建设发展的重点。以“做大蛋糕”“切好蛋糕”为准则，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结合国民收入的三次分配，围绕我省农民农村的共同富裕，初次分配应致力于“提低”和“扩中”。两者之间，“提低”是基础，“扩中”是目的，也就是说，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只有不断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才能有效实现“扩中”的目的。二次分配应注重“扩面”和“提效”。“扩面”就是注重政府公共资源安排中的公平性和广覆盖，“提效”就是重视公共资源配置公平性基础上的效率，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空间效率，实现公共资源和服务对城乡人口的有效覆盖。三次分配应着重“引导”与“激励”。要在完善国民收入分配制度的过程中，不断完善社会帮扶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