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经通讯》封面人物｜黄祖辉：我的“三农”研究：相关重点和脉络
发布日期：2024/03/05 16:07:25 浏览次数：10次 信息来源：继续教育管理办公室
中国改革的进程及其特点，对我观察和研究“三农”问题的重要启示是:“三农”是国家的基础与基石，“三农”发展的状态反映的是国家发展的状态，“三农”问题的根源看起来是源自“三农”本身，但实质上是与国家总体发展战略意志及其制度安排相关联的问题。
在中国从事“三农”问题研究需要以问题导向作为研究基础，同时运用相关理论系统性把握并发展创新。纵观我 40 多年来的“三农问题研究，从一定意义上讲，能反映的是中国改革发展、尤其是“三农”改革与发展的历史进程线索和不同时期的重点、热点，而理论与政策贡献主要呈现在相关问题研究的论述和分析应用中。
一、20世纪80年代：改革初期的“三农”问题研究
彼时，我国的改革处于起步阶段，当时在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改革议题和领域集中在“三农”。我有两项研究成果较有影响力。一项是关于区域粮食发展战略的研究。该研究主要围绕 20 世纪 80 年代浙江粮食发展的战略取向争议，提出了浙江粮食战略应从“完全自给向“基本自给、大进大出”战略转变的观点(1985)。
另一项是关于农村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民市民化的研究。针对当时我国农村工业(乡镇企业)发展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三就地”思路占主导的背景，揭示了与“城市病”相对应的“农村病问题，提出了农村工业化应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观点，并且首次提出了进城农业劳动力“市民化的概念与政策建议(见《经济研究》1989 年第3期《农村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民市民化》一文)。
二、20世纪90年代：城乡关系的变革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应用研究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改革的重点逐渐由农村转向城市，由微观转向宏观，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出现了新一轮的改革发展浪潮。在这一时期初，我继续对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进行研究，代表性的研究是《我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一文(见《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该文揭示了中国乡镇企业吸纳大量农业劳动力的机理即主要是依靠资本外延扩张的吸纳，而不是基于创新的内涵发展的吸纳。
1993年从国外访学一年回来后，我开始注重将“三农”研究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相结合，分析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后农业经营方式、产业组织形态、市场交易方式、农地产权结构、适度规模经营、企业治理结构等变化的制度特征和意涵，为中国农村改革深化发展和产业组织制度创新提供理论依据和新的视角，如:从“主体、制度、网络”的三维视角对农业产业组织进行了系列研究(1995，1996，2000，2002)。
三、21世纪以来：从城乡统筹到城乡一体和乡村振兴发展研究
21 世纪以来，统筹发展、科学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思想开始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基调。此间，我有三个比较重要的学术研究观点。
一是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必须健全和完善市场经济体系与机制’(2014)，并且认为“有为政府是既能克服市场失灵，又能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和行业组织功能的政府”以及“激活市场，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和完善市场机制同步。激活主体，关键是赋权赋能和经营制度适配。激活要素，关键是建立要素市场化的制度体系”(2020)。
二是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与集体经济制度改革的认识深化，提出破解中国农村集体经济所有权虚置与农民作为市场主体权利仍不充分问题，应对现行集体产权制度进行“混合所有制”的改革(2017),同时指出“从长期看，如果我们不下决心破解城乡二元社保体制，则集体所有权虚置与农民权利仍不充分，农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的粘连性问题就难以破解，现行农村集体经济的制度设计和安排的局限性就会不断显现，并且会对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产生负向方面的影响”(2021)。同时，围绕二十大提出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问题，提出了其核心关键是能否将集体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制度有效结合(2023)。
三是针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分别从准确把握内涵、高质量高效率推进，城市化引领带动和市场作用发挥等方面，进行了系列性的研究(2018，2019，2020，2021)。
本文转自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农经学科评议组工作简报《农经通讯》第六期（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跳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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