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首个生态日来临之际，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浙江大学土地与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岳文泽教授应邀在人民日报社《国家治理》周刊发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的理论文章。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我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美丽中国的伟大蓝图正逐渐成为现实。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深刻阐释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鲜明特色与根本遵循。深刻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基础与逻辑内涵，并进一步优化路径选择，事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部署，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文章指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是资源环境紧约束下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建共享的现代化、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相得益彰的现代化、人与生态环境休戚与共的现代化、彰显生态治理中国智慧的现代化。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不断优化国土空间格局，加强资源要素保障、生态保护修复、生态经济发展、绿色低碳治理，为引领全球可持续发展、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中国方案。

全文如下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基础

       人地关系理论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基础。从古至今，关于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探讨经久不衰，并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而愈发深入。中西方学者基于不同视角对此产生争鸣，进行了天命论、机械唯物论、环境决定论、适应论、人地相称论、人定胜天论等一系列的理论探讨[1]。从原始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到如今的生态文明，从最初的“靠天吃饭”演化至“和谐共生”，不同时代彰显着差异化的人地秩序格局。过去几十年间，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同时出现了空间开发失序、资源利用粗放、生态环境退化等一系列问题，带来了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主要矛盾，亟需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共生”作为一个生态学概念，最早是指不同种属生物之间共同生活的状态特征，后该概念被其他领域借用，尤其是在拓展人地关系理论的深度与广度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要按照新发展阶段的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要求，要遵循自然生态系统演替规律与内在机理，切实提升自然资源的综合承载能力和整体功能，不断优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

       中华传统文化的生态意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源泉。纵览古今，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历史的洗礼中其生态哲学不断焕发新的生机。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中蕴含了对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思考，同时也提倡节约资源、敬畏自然；佛教的“众生平等”思想昭示着万物的起源均来自于因果规律，人与众生万物都是平等的，因此，在佛教语境中尊重自然、善待自然十分重要；道家最为经典的著作《道德经》中阐释了“道法自然”“自然无为”的重要思想，同样强调了对自然的尊重与敬畏，人类活动应当建立在客观自然规律基础上。可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根植于历代先贤哲学思想的文化土壤，源远流长，所以，应当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辩证地看待中华文明独特的生态文明观，积极探索其对于保护利用自然资源的时代价值，推动中华传统生态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学脉渊源。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科学论述，明确地提出了“人本身是自然存在物”“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靠自然界生活”等鲜明精辟的观点，强调了自然存在先在性和物质性，人与自然存在同一性，人类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不断深化着人与自然的关系。此外，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带来了人—人关系与人—自然关系的冲突矛盾，依靠剥削、压迫、扩张等手段最终导致了生态危机，所以，人类应当理性认知、尊重和保护自然，杜绝滥用改造自然的能力。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语境下，资本主义制度通过“控制自然”带来的利益并不长远，并且生态危机、资源枯竭、环境恶化、消费异化将会对人类发展的长远利益产生负面影响。因此，赓续并传承马克思主义生态观，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关系，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应然逻辑。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行动指南。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高度融合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人地系统科学等多元理论，继承与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生态思想，在建设美丽中国的伟大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等有关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系列论述，其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方略。这一重要论述不仅突破了关于自然资源的固有认知，更拓展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思想的内涵和外延，突出人与自然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共生共赢的本质特征，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应当正确处理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不断追求更高层次的共生关系。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所提倡的征服自然、崇拜增长、消费主义具有本质区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内容与重大成果，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的批判与超越，旨在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据此，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成为描绘中国式现代化生态图景的关键。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内涵阐释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之一，在生态意义上赋予了现代化新的内涵，在更高站位上建立了人与自然新的存在关系，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特征与中国特色，为今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现代化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必然是一个动态演化、不断优化、持续迭代的过程，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维向度，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展现了坚持生态文明价值旨归的正确性与必要性，昭示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本质区别，描绘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资源环境紧约束下的现代化。面对我国人口规模巨大、资源相对有限的基本国情，现代化进程中势必将长期面临粮食、水、能源、大气等资源环境约束的压力。当前我国资源粗放利用问题依然突出，城乡建设仍以外延式扩张为主，在传统发展模式的影响下国土空间形成了人口与经济、财力、土地及资源环境的四大“结构失衡”。此外，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区域之间存在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地域文化、人口结构等差异，也倒逼不同地区精准定位自身比较优势，客观认知人口流动与产业发展规律。因此，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基本点，就是立足于我国“人多地少”、后发现代化的实际，做到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资源环境，坚持人口与资源环境相适应的原则，开展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问题的谋划和部署，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行稳致远。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建共享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这要求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不仅要“做大蛋糕”，而且要“分好蛋糕”，以人为本朝着这一目标稳步迈进。自然资源作为人类生存之基、财富之母、民生之本、生态之依，位于国民经济循环系统的源头，对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面向共同富裕目标，现阶段主要矛盾集中体现在区域、城乡、收入“三大差距”，在自然资源管理视角下主要体现在配置体系不完善、治理结构二元化、资产化进程错位等方面[2]。据此，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着力点，就是要坚持和促进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共富型生态治理机制，在先发地区加大绿色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生态福祉的配置力度，在后发地区做好兜底保障，拓宽“绿色发展”通道。另一方面，要深谙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义，在代内与代际间公平合理配置资源，既要满足和实现当代人的价值，又要同时满足和实现子孙后代世世代代人的价值。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得益彰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过四十余年的高速发展走过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工业化历程，不仅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也超过了全球平均水平，但同时也出现了生态环境退化、资源约束趋紧、空间发展失衡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因此，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新时代的重要使命。党的十八大顺应时代发展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并将其放在突出位置，这不仅要求推动物质文明的高质量发展，也包括实现精神文明的繁荣兴盛，二者相辅相成有助于向物质充裕、精神昂扬的可持续发展迈进。据此，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关键点，就是奋力打造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促进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同频共振。一方面，物质文明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础力量。应当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以及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同时加强绿色创新发展，有力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物质全面丰富”。另一方面，精神文明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福祉所系。生态系统文化服务赋予了人类社会非物质层面的增益，满足了休闲游憩、美学价值、文化遗产、灵感启迪等多样化需求，应当在保障生态文明物质力量的基础上，提升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供给能力，助力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中“人的全面发展”。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人与生态环境休戚与共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从生态文明建设的全局视野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重要论断，强调“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全方位、全地域、全系统开展生态治理”，在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求下，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节点。为此，需要切实加强生态保护、环境质量、环境治理的改善力度，三位一体保障生态环境质量稳固提升。据此，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突破点，就是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是贯彻落实“生命共同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生态文明理念的具体实践，是全面履行自然资源部门“两统一”职责的担当所在，是有力推动生态环境整体性保护和系统性修复的重要抓手。根据当前的主要修复模式，可以划分为解决矛盾冲突、生态功能恢复、人地和谐共生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重在遏制局部区域生态恶化趋势，第二个阶段以分区分类手段推进生态功能维护为主，第三个阶段则是遵循“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方针来推动人与自然双向赋能、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未来一段时期我们要做到守牢第一阶段成果，高质量完成第二阶段任务，努力实现向第三阶段的跃迁。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彰显生态治理中国智慧的现代化。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全球局势作出的重大论断。其中，“变”体现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激荡多变与深刻调整，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成为我国的根本应对之“道”。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之一，也是世界各国应对生态环境问题、建设绿色家园的共同期盼。注重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宣传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进展，提升生态文明治理的全球影响力与倡导优势。据此，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落脚点，就是有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在资源高效利用和绿色低碳发展的基础上，寻求促进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优组合，进而推动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绿色低碳发展模式、产业结构、空间格局等。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尚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之中，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任务艰巨，因此，不断探索资源消耗最小、环境污染最轻、生态损害最小的发展道路，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智慧、中国担当的生态治理方案的关键之举。

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第一，健全国土空间治理体系，优化国土空间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以国土空间规划为依据，把城镇、农业、生态空间和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规划产业发展、推进城镇化不可逾越的红线，立足本地资源禀赋特点、体现本地优势和特色。”构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要求科学布局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强化规划实施监督，提升国土空间规划对各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让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一是坚守“三条控制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屏障，有效控制全国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总量。二是落实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立足区域资源环境本底，结合人口规模、自然条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调整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用地规模和结构，促进城镇空间走向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发展；支撑乡村振兴，贯彻落实“千万工程”精神，依托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和村庄规划编制等抓手，科学优化农村“三生”空间。三是健全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筑牢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重点生态区（含黄土高原生态屏障）、长江重点生态区（含川滇生态屏障）、北方防沙带、东北森林带、南方丘陵山地带、海岸带等“三区四带”为主体的生态安全屏障体系。

       第二，强化资源要素保障与利用效能升级，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推动绿色转型发展，必须抓住资源利用源头，各类资源都要统筹好开发与保护、增量与存量的关系，全面提升利用效率，促进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第一，改变规模驱动型的增长方式，加快资源粗放利用向低碳集约利用转型，以满足保障能源安全、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需要，这是促进经济结构升级、催生发展新动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第二，落实好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新要求，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这也是加强生态保护、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应当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体系，明晰产权主体，开展统一调查监测评价，加快统一确权登记，有助于强化整体保护工作，有效落实监管责任，促进自然资源的集约开发利用和生态保护修复。第三，强化资源节约技术引用示范与考核评价，将效率型指标作为地方发展考核的重要标尺，从严落实各项约束性指标，重点激励具有表率性的节约集约典范。

       第三，加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首先，依托于“生命共同体”理念，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等多元要素的综合治理和系统修复，开展国土绿化行动，推进荒漠化、石漠化和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扩大退耕还林、还草，防治地质灾害，构建生物多样性网络，释放绿色发展活力。其次，创新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机制，实施自然保护地统一设置、分级管理、分区管控、严格保护，形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最后，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以解决生态环境中的突出问题为主要任务，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推动重要江河湖库生态保护治理，基本消除城市黑臭水体，加强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提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推进城乡人居环境整治，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第四，着力建设生态经济产业体系，全面普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普惠福祉。立足于可持续发展，统筹兼顾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科学认知社会—生态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在引导土地等资源要素围绕绿色发展目标进行配置的基础上，优化矿产、水、海洋、林草等资源要素的供给结构，不断开发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建立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提高资源要素生产率。一方面，推动清洁生产，促进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和工业生产的低碳转型。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加大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把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动大型风光电基地建设，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加强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建设，确保能源安全。另一方面，贯彻落实“两山理论”，探索生态保护与生态旅游、生态农业、生态工业、林下经济等领域的融合发展策略，健全“两山银行”“生态券”、蓝碳交易等绿色创新机制，拓宽“两山”转化通道。

       第五，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治理体系建设，为国际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方案。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部署实现“双碳”目标的行动计划与准则。一是在“双碳”治理进程中建立多方合作的共治模式。需要明晰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之间的权责关系，明确将碳中和治理成效纳入考核机制，逐渐形成良性的竞合关系。二是推动“双碳”治理的政策体系建设创新。政府应当做好“主力军”角色，不仅要为从事生态相关的企业提供低碳技术扶持、资金渠道保障、税收减免优惠等，在跨国界、跨流域、跨区域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要“加强行动”与“务实合作”，转变以往“先污染后治理”的事后逻辑，警惕西方生态殖民主义。三是推动“双碳”治理监管体制与监测技术创新。以数字化技术强化综合治理能力，构建区域统筹、天空地一体、上下协同的监管体系，打造生态环境质量监测网络、碳中和政策模拟平台以及各类“双碳”治理数字化多跨应用场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生态智治体系，为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制度、健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提供支撑[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立足于人地关系理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并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其他本质特征“交相辉映”。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未来需要不断优化国土空间格局、资源要素保障、生态保护修复、生态经济产业、绿色低碳治理等方面，为引领全球可持续发展、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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