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浙江实施“千万工程”20周年。一项工程能持续实施20年而生生不息、久久为功，其背后一定有着内在的发展逻辑。今年以来，党政部门、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媒体机构从不同视角都在总结研究，试图认识和把握“千万工程”的发展历程及内在规律，这对于浙江自身总结提炼“千万工程”走过的路、谋划“千万工程”未来发展极为重要，对于其他省份准确借鉴浙江经验、加快推进乡村建设有着重要指导意义，对于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处理好城乡关系、避开“现代化陷阱”也有重要借鉴作用。笔者作为“千万工”决策研究和实践工作的参与者，就“千万工程”研究方法谈些看法，也为当前总结研究“千万工程”提供一些思路。
01
在研究“千万工程”基本内涵上要注重把握“村点建设”与“县域发展”的关系。
“千万工程”落脚于村点，三农工作落脚于县域（县域是三农问题的发生地，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阵地）。“千万工程”是以村庄人居环境整治建设为切入口的农村新社区建设工程（把传统村落社区改造成为现代农村社区），它既包括村庄人居环境整治建设的内容（主要是村庄规划建设、村庄设施建设、村庄环境整治、村庄绿化美化等），也包括由此带动的落脚到村的其他三农工作的内容（主要是乡村基础设施延伸、乡村公共服务覆盖、乡村文化传承发展、乡村产业传承发展、乡村治理强化提升等），两者在工作中一体研究部署、因时协同推进，这是工业化城市化中后期阶段推进三农工作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工作抓手、综合载体。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在2004年“千万工程”现场会（湖州）上指出：“千万工程”是统筹城乡的“龙头工程”、全面小康的“基础工程”、优美环境的“生态工程”，造福农民的“民心工程”。但是，“千万工程”并非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它并不能必然带来现代农业发展、农业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职业转移、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农村体制改革等非落脚到村的其他三农工作，我们党对三农工作总抓手在不同时期都有明确表述，2017年后是乡村振兴，此前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因此，总结研究“千万工程”，要清晰区分“村点建设”与“县域发展”的内容，不仅要搞清楚“千万工程”中村庄人居环境整治建设的内容和由此带动的落脚到村的其他三农工作的内容，更要搞清楚“千万工程”与三农工作的区别，不能把“千万工程”当作三农工作的全部，不能把村庄点上的建设工作与县域面上的三农工作混为一谈。这是理解“千万工程”的基础。
02
在研究“千万工程”实施背景上要注重把握“根本方向”与“实施过程”的关系。
搞清楚实施“千万工程”的背景及其演变，是理解“千万工程”的关键。从宏观上看，新世纪初，浙江进入了工业化城市化中期阶段，在市场机制驱动下，农村各类资源要素大量加速向农外领域和城市区域流动，而政府不仅将有限的公共资源主要配置到农外领域和城市区域，还在工作和政策上积极推动各类生产要素向农外领域和城市区域集聚，导致工农差距、城乡差距、市民与农民差距不断扩大（这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三农问题的本质），城乡关系发生从低水平均衡到严重失衡的急剧变化，三农问题越来越突出和严峻，成为能否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健康发展的根本问题和整个社会良性发展的战略中心与主线主题，迫切需要协调城乡关系、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正如马克思所说：“城乡关系一变，整个社会的面貌也随之改变”。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也曾指出，存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现代化，是不健康不合格的现代化。正是城乡关系和三农问题急剧变化的宏观背景，党的十六大才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一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这是我们党解决三农问题战略和思路的重大调整——从就事论事的“西医治标疗法”提升为全面系统的“中医治本疗法”。“千万工程”就是在这种宏观背景下提出和实施的，且20年来始终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协调城乡关系、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根本方向。从微观上看，一方面，浙江因特殊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发韧于我国特有的城乡分割年代的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使农民成为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动者、创业者、投资者、就业者，农村成为工业化城市化的主阵地，农业成为工业化城市化的主力，小城镇成为农产品加工流通业发展的理想之所），农民成为率先富起来的群体，物质生活快速改善（尤其是住房）；另一方面，浙江因各级政府公共财力十分有限，农村基础设施严重滞后（当时突出表现为交通道路建设落后，之后又逐步凸显为供水、供电、有线电视、网络等建设滞后），农村公共服务十分落后（医疗卫生和基础教育低水平、社会保障几近空白），农村人居环境脏乱差缺（村庄环境脏、农房秩序乱、生活设施差、生活服务缺），农民精神生活极其贫乏，物质生活日益富庶起来的农民迫切要求改变这种状况。“千万工程”正是为了解决这些具体现实问题而提出和实施的，且20年来始终坚持以农民实际需求为导向，并随着发展阶段演进和矛盾问题变化，与时俱进地迭代升级建设内容。因此，总结研究“千万工程”，既要深刻理解浙江始终把握的协调城乡关系、解决三农问题这一根本方向、战略中心和主线主题，正确处理好工业化城市化与三农发展的关系，也要深刻理解浙江始终顺应发展阶段的演进及影响城乡关系、三农发展突出矛盾问题的变化，循序渐进地实施“千万工程”、建设农村新社区，把握好发展阶段与实施内容相适应相匹配的内在逻辑，把握好方向目标既定明确、坚定不移和实际工作因时而变、因地制宜的“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的久久为功的实施历程，不能简单地以现实状况去覆盖历史进程，不能以超越发展阶段和承受能力的一劳永逸的思维去研究和实施“千万工程”。
03
在研究“千万工程”实施内容上要注重把握“规律导向”与“问题导向”的关系。
04
在研究“千万工程”实施机理上要注重把握“政府主导”与“市场运作”的关系。
05
在研究“千万工程”各类素材上要注重把握“文献研究”与“实践研究”的关系。
事后的总结性研究，尤其由非决策研究和实践工作参与者的外部人士做研究，“文献”是基本依据，“文献研究”是基本方法，至关重要。文献研究既要顺着发展时序，进行系统研究，把握发展脉络，更要综合各类文献，进行全面研究，把握全局情况。特别要把同一阶段的研究报告、领导讲话、政策文件、媒体报道等综合起来研究，从总体上认识和把握理论原理和发展规律、现实状况和决策部署、工作内容和工作举措、生动实践和经验启示。但仅有文献研究是不够的，还要进行实践研究。实践研究主要通过调查研究。作为事后总结性的实践研究，调查研究应把握以下两点：一要做案例研究，既注重研究不同案例，体现不同条件下的差异性实践和相似条件下的多样性实践；也注重研究案例演变，体现不同阶段下的创新性实践，并与研究同一阶段的文献研究有机结合起来，相互佐证支撑。二要做人物访谈，听相关当事人讲当时决策研究的历史背景，讲当时专项课题的研究成果，讲当时领导讲话和政策文件的起草情况，讲“千万工程”的历史进程及其研究、决策、实践背后鲜为人知的生动故事等。这样，文献就“活”了。无论是“文献研究”还是“实践研究”，都要注重把握“横向专题”与“纵向时序”的关系。既要根据“千万工程”内容的性质，进行横向分专题研究和表述，把握专题内部逻辑架构的完整性和专题外部相关关系的协调性，也要围绕“千万工程”的每个专题，进行纵向分时序研究和表述，把握历史进程中不同阶段的工作重点、工作方法，并从中提炼发展演变的规律性内容。因此，总结研究“千万工程”，既要充分认识“文献研究”和“实践研究”的重要性，把握好各自的研究方法，也要充分认识“文献研究”和“实践研究”的局限性，把握好两者的互补关系，不能将“文献研究”与“实践研究”相互替代，也不能将“横向专题研究”与“纵向时序研究”相互替代。这是研究“千万工程”必须把握的基本方法。
06
在研究“千万工程”经验借鉴上要注重把握“浙江特殊”与“各省实际”的关系。
“千万工程”为什么率先诞生于浙江并不断与时俱进？这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因素。从客观上看，大致有四方面原因：一是浙江发展阶段的领先性。上世纪末，浙江进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化、城市化也突破囿于县域的局限，从以农村为载体走向以大中城市为载体，城乡体制障碍更为突出，三农问题演变先发，破解三农问题的研究、探索和实践也先行。“千万工程”就是破解三农问题的实践载体。二是浙江工业化城市化道路的独特性。人多地少、生存艰难的浙江，农民率先踏上改革开放大道，开启了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进程。由此，浙江成为全国县域经济最发达省份和农民收入最高省区。“千万工程”就是顺应富裕起来农民全面改善生活质量的综合载体。三是浙江城乡体系规划编制的先行性。在城市化快速推进背景下，浙江省率先编制城乡体系规划，要求在实施“千万工程”中坚持规划先行和引领，编制好县域村庄布局规划，形成县域村庄布局规划与“千万工程”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千万工程”就是落实城乡体系规划的县域载体。四是浙江一批发达村先行实践的示范性。浙江省委省政府按照江泽民总书记1998年考察江浙沪时提出的“沿海发达地区要率先推进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要求，制定并实施《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纲要》，全省各地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相继建设了一批宜居宜业的中心村。同时，在扶贫开发中，一批高山远山村落异地搬迁到基础设施较好、就业机会较多的县城、中心镇、中心村。“千万工程”就是推广这种率先实践成果的工作载体。从主观上看，大致有五方面因素：一是省委省政府深刻认识解决好三农问题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重中之重地位，深刻认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关系变迁规律，并根据不同阶段三农问题的变化和实际，与时俱进地提出三农工作的新思路、新决策、新抓手。“千万工程”正是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着眼推动三农加快发展、缩小城乡发展差距而作出的一项牵一发而动全局的三农工作决策。二是省委省政府始终坚持把增进农民利益、保障农民权益作为三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有机统一起来，并根据不同阶段农民反映最直接、最现实、最迫切、最强烈的实际问题，调整优化三农工作思路，研究设计三农工作载体，推动创新三农工作政策。“千万工程”是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新世纪初主政浙江时的生动体现。三是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结合浙江在改革开放头20年中推进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中形成的“城乡协调发展优势”及实践经验，以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为基础，统筹推进城乡规划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发展、劳动就业、生态环境建设、文化建设，率先制定和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设计和推进一系列工程。“千万工程”就是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精心设计的浙江统筹城乡发展的龙头工程。四是省委省政府长期坚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建设，针对新世纪初农村基层矛盾问题不断增加、拓展、交织、复杂的实际，把实施“千万工程”作为全面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建设、整体消解农村矛盾问题的有效载体。五是省委省政府注重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千万工程”就是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到浙江工作后从调查研究中得出来的一项既事关城乡关系协调又事关农民切身利益、既需要当前尽力而为又需要长期坚持不懈的三农工作重大决策。因此，研究借鉴“千万工程”经验，既要深刻认识和把握过去20年浙江发展所处的特殊阶段、所走的特殊道路和不同阶段所面临的特殊问题，也要深刻认识和把握浙江历届省委省政府按客观规律办事、按农民需要出题和按政府能力作为的做法，不能不顾及自身的客观因素而简单地复制浙江做法、脱离实际乱作为，也不能不发挥自身的主观作用而一味地强调客观因素、脱离群众不作为。这是借鉴“千万工程”经验应把握的基本逻辑。
综上，总结研究“千万工程”20年的辉煌历程和巨大贡献，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作者：邵峰（浙江省人大农业和农村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