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好的营商环境是浙江从资源小省成长为经济大省的重要保障。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浙江各级政府紧扣市场发展所需，形成了各有侧重的改革议程。浙江营商环境建设重点从松绑、减负到赋能的演进，正是各级政府不断勇创体制机制新优势的生动体现。

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之初，浙江优化营商环境的重点是“为市场松绑”。浙江率先启动强县扩权、扩权强县，深入推进省管县体制改革，着力增加地方政府特别是县级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自主行为空间，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企业经营生产的微观管理、直接干预，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了一个宽松的发展环境。“放水养鱼”的体制改革取得显著成效。

进入21世纪后，浙江开始更加系统地“为企业减负”。注册、登记和获取水、电、气等过程，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企业生产经营中提升效率、降低成本的难点。1999年，绍兴上虞成立全国首家行政服务中心，以物理集成、集中办事为核心，迅速掀起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浪潮。在此基础上，浙江高度重视以数字技术赋能推进组织系统变革。2003年，浙江正式提出“数字浙江”战略，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将电子政务广泛应用于涉企服务。各级政府对内以条线部门信息系统为载体，初步实现商事服务、审批服务等业务在线；对外设立政务网站，为企业提供在线信息查询。党的十八大以来，浙江紧扣“放管服”改革要求，在2014年正式部署“四张清单一张网”，即政府权力清单、企业投资负面清单、政府责任清单、省级部门专项资金管理清单和浙江政务服务网，全面推进简政放权、创新监管、优化服务。依托政务服务网，浙江初步实现省、市、县三级一体，为企业提供在线查询办事流程的一站式在线平台。2016年后，浙江抓住“互联网+”发展契机，率先提出以“最多跑一次”的理念和目标深化政府自身改革，全方位推进营商服务监管体系从碎片化、单一化走向整体化、多样化，着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在这一时期，浙江各级政府抓住企业家最为关心的商事制度、企业投资项目审批等事项，全面推进营商服务、监管事项上网，撬动营商环境和经济体制改革，显著提升了政府办事效率、降低了企业的经营成本。

近年来，浙江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新兴业态不断涌现。面对新形势，浙江继续坚持需求导向，注重数字化改革实战实效，探索运用数据驱动为创新赋能。2018年以来，浙江打造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快速建设全省统一的企业投资项目审批3.0服务平台，探索形成“无感监测”营商环境评价新机制，确立无时不在、无所不知、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营商环境服务监管新模式。全方位、系统性的数据汇聚和服务集成，不仅最大限度减少了各级政府在涉企服务监管、营商环境评价过程中对企业的不必要干扰，更通过跨部门横向协同、跨层级纵向联动，深化推进新业态发展所需的各类要素保障、制度保障。

治理绩效是特定制度安排和外部环境影响下的短期表现，经济体的长久繁荣则有赖于良好的治理体系。浙江民营经济蓬勃发展、营商环境工作重点因时而变，但都建立在“让企业家有感”的营商环境治理体系之上。这一治理体系的关键，可以概括为“需求导向”“开放创新”和“高位统筹”三个关键词。

“让企业家有感”是浙江坚持需求导向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所在。企业是市场发展的主体，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家说了算；一个区域营商环境的短板弱项是什么、哪些工作需要放到优先位置，需要听取企业家的意见。在“最多跑一次”改革中，浙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畅通个体工商户、企业家等市场主体反馈问题渠道，义乌等地设立“跑一次没办成”咨询反馈窗口，积极回应企业家在办事中遇到的痛点、难点问题。2022年，湖州市创新“亲清直通车·政企恳谈会”，每周三组织政企互动，高效闭环破解企业难题，由点及面出台助企纾困政策。今年3月，省工商联发布2022年度浙江省“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报告”，以企业满意度为导向，邀请企业家系统评价要素、政务、市场、法治、创新等五大环境，开展对各地区、各领域营商环境质量的全方位体检，为浙江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诊断把脉、找准方向。

“开放创新”见证了浙江系统谋划营商环境工作的阶段性跃升。与中国绝大部分地区一样，浙江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是工业化、城市化的后起之秀。后发须追赶，后发亦有优势：发达经济体已经积累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重要经验。充分自信助推充分开放，充分开放才能奋起直追。2019年，《浙江省营商环境评价实施方案（试行）》发布，全面接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2021年，杭州与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深圳一同列入国务院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力求在更加开阔的视野中提升城市营商环境国际竞争力。在数字经济领域，浙江开始在全球创新经济版图中崭露头角，率先面临平台经济、直播电商、跨境贸易等多种业态挑战。对此，创新是不二法门，也是应担之责。浙江充分把握数字经济创新提质的阶段性特征，率先落实《长三角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三年行动方案》关于“探索开展数字营商环境改革试点”的要求，在全国首设“市场监管局网监分局”，提出“以算法治理算法”，创新“浙江公平在线”“浙江外卖在线”等应用，为平台经济治理提供典范样本。

面对覆盖广、难度高的诸多改革任务，“高位统筹”是浙江持续、有效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重要保障。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涉及市场主体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一连串事件。当前，企业家的“急难愁盼”多是难啃的“硬骨头”，要求各级政府开展有效的跨部门协同，要求政府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开展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这些变革，涉及思想观念、领导体制、市场制度等各个层面，必须破除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障碍，它们已经远远超出了单一职能部门的职责范围和能力范畴。因此，营商环境建设一直都是浙江省委、省政府的重点工作。自实施“八八战略”以来，浙江省委、省政府始终坚持围绕营商环境建设这一重点工作设立高规格领导小组，组织精锐力量形成具有清晰目标的工作专班，扎实、稳步推进营商环境优化的各项工作。各级党委、政府坚持统筹引领，如衢州市在全省最早设立营商环境办公室，要求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服务企业，坚持攻坚克难，将营商环境优化中的诸多“不行”转变为“能行”。2023年“新春第一会”上，浙江省委将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列为全省的“一号改革工程”，力求以改革的强力度和纵深度，进一步提升浙江集聚高端要素的吸引力，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提供现代营商环境治理的新样本。

当前，浙江已经成长为中国经济强省、民营经济强省，更在数字经济等领域形成了一定的先发优势。春江水暖鸭先知。浙江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比其他地区更早感受到市场秩序持续扩展、创新经济蓬勃生长的新要求、新挑战，开展了一些先行先试、因地制宜的改革创新，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制度成果，初步构建起适应现代经济发展所需的营商环境治理体系，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奠定了扎实的体制机制基础。对照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高标准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浙江的营商环境建设仍有努力空间。

第一，优化提升营商环境需要超越政务服务等行政效率概念，更加关注政府治理的总体质量。审批流程复杂、耗时漫长曾是制约市场主体生产经营的关键环节，但经过多年努力，政府行政效率持续提升，已经显著降低了企业家的负担。相应地，企业家越来越关注市场准入是否开放平等、政府履约是否按时守信，以及公共政策是否稳定有序等方面。这就要求各级政府不仅要巩固政务服务改革中的既有成果，还要注重开展深层次的体制机制变革，建立更加开放、公平和可预期的制度与政策体系，增加营商环境优化的法治保障。

第二，优化提升营商环境需要跳出浙江看浙江。浙江是外向型经济大省，深度参与全球市场的合作与竞争。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不仅要求各级政府积极主动对接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等规则标准，还需要在跨境电商、数字贸易等重要领域中积极承担责任，参与建构开放、包容和适应数字时代新经济业态的全球治理体系，为市场主体参与全球贸易提供更加完备的制度基础。

第三，营商环境需要有动态发展的长远眼光。在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浙江面临着传统产业升级、创新产业培育等新使命，企业家也面临着技术创新投入多、要素获取成本高和市场竞争风险大等新挑战。相应地，各级政府不仅需要营造一个有利于市场竞争的开放、公平的营商环境，还需要通过出台技术、产业等领域的公共政策，积极引导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不断完善新经济业态发展所需要的各项基础性市场制度。当然，政府绝不能替代市场机制，而要以基础性制度安排为核心，辅以恰当的激励型政策工具进行适度引导、助推，特别是充分运用数字技术新工具，开展更具集成性的制度创新，确保各类政策之间的整体性和协同性。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良好的营商环境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浙江在营商环境优化中的探索经验，特别是已经形成的重要制度成果、治理方式，不仅有助于浙江改革闯关，而且能够为全国改革探路。回顾改革开放历程，浙江的省管县体制改革、行政服务中心建设，以及“最多跑一次”改革等，均已成为全国优化营商环境的典范案例。今年，通过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对标国际一流，锚定全国最好，浙江必将为中国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经济体系贡献更大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