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即“双碳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此后又多次阐释双碳目标，为我国制定低碳战略和完整的绿色低碳发展路线图指明了方向。
近日，我院谭荣教授《中国低碳治理体系：理论逻辑和实践展望》发表于《中国国土资源经济》。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谭荣教授表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将引起经济社会的系统性变革，这对中国建立健全低碳治理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本质特征看，碳减排是一种典型又特殊的公共物品供给。我国的低碳治理需要重点关注三对关系，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地方和地方之间的关系、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关系。从公共治理的视角看，国家低碳治理体系应是包含价值理念、基础制度、政策工具、监管考核等四个层面的系统工程：一是要面向国内外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低碳治理价值理念；二是要创新低碳治理的激励、约束和协同治理机制；三是要推动低碳治理的政策体系建设和协同创新；四是要推动低碳治理的监管体制改革和技术创新。低碳治理体系建设将是围绕经济社会转型而出现的一个动态且长期的建设过程，需要在协调、强制或激励等机制和制度内容上体现治理体系的适应性和韧性。
就此主题，谭荣教授文章里与大家交流了五个观点。分别是：一是碳减排是一种既典型又特殊的公共物品供给。二是国家低碳治理体系中的三对关系？三是国家低碳治理体系的系统逻辑。四是国家低碳治理体系四个层面的具体内容。五是国家低碳治理体系建设是动态且长期的过程。
碳减排是一种既典型又特殊的公共物品供给
文章伊始，谭荣教授从碳减排的典型性和特殊性出发，阐释了作为公共物品的碳减排是一项会引起社会经济系统的整体性变化和极具挑战性的系统工程。因此，谭荣认为，当前需要从顶层设计上构建国家低碳治理体系，以更低的社会经济转型成本、更强的技术创造能力和绿色增长效应来实现产业兴替和技术更迭，成为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推动世界经济绿色复苏的推动力。
国家低碳治理体系中的三对关系
谭荣教授表示，一个国家的低碳治理体系不是孤立的系统，而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还要与国际低碳治理体系进行有效衔接。在这个过程中，尤其要处理好三对关系。一是需要关注中央与地方关系。二是需要关注地方与地方间关系。三是需要关注政府管理与社会治理的关系。
国家低碳治理体系的系统逻辑
国家低碳治理本质上是国家对碳排放所产生的非特定区域外部性问题的治理。中国当前该如何建立国家低碳治理体系的系统逻辑呢？谭荣教授认为，因涉及治理成本的最小化、不同利益的统筹兼顾和治理的可持续等目标，所以需要考虑治理体系的系统逻辑。可以从国家低碳治理体系是四个层面的系统工程、低碳治理体系建设过程中常见的问题、正确理解国家低碳治理体系的建设逻辑三个方面深入设计。
国家低碳治理体系四个层面的具体内容
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体现。国家低碳治理体系四个层面的具体内容分别是：一是要面向国内外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低碳治理价值理念。二是要创新低碳治理的激励、约束和协同治理机制。三是要推动低碳治理的政策体系建设和协同创新。四是要推动低碳治理的监管体制改革和技术创新。
国家低碳治理体系建设是动态且长期的过程
谭荣教授认为，低碳治理本身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随着从“化石燃料工业文明时代”进入“生态文明和生物圈时代”，经济社会将面临涉及通信、能源、运输和建筑等各类社会基础设施的大转型。而国家低碳治理体系将在这个过程中面临“要我低碳”逻辑向“我要低碳”逻辑的变化。前者指由政府主导的全社会的低碳转型，而后者是指当技术、市场和社会转型到一定阶段后，民众会主动创新甚至引领低碳行动（无论此时是何种激励在起作用）。而“要我低碳”向“我要低碳”逻辑的转变，对低碳治理体系的具体内容提出了动态变化的要求，需要在协调、强制或激励等机制和制度内容上体现治理体系的适应性和韧性。
本文辨析了碳减排是具有全球尺度外部性的活动，讨论了中国在积极参与这场全球集体行动中需要重点关注三对关系，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地方和地方之间的关系、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关系。从公共治理的视角看，国家低碳治理体系应包含价值理念、基础制度、政策工具、监管考核等四个层面的制度系统。这个制度系统不仅体现了价值规范与正式制度相辅相成的作用过程，也体现了社会、制度和科技三者之间的协同效应。
中国低碳治理体系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政策工具和监管考核都已经相对成熟，目前需要进入对基础制度层面的内容进行深化改革的阶段。可以预见的是，各类化石能源及相关资产将逐渐贬值，围绕化石能源所建构起来的经济系统、社会结构和治理体系也将发生大转型。如果做好了这个阶段社会财富再分配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将必然成为向全世界展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
